回族人民身上的汉文化烙印

　　回族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回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有什么？下面回族文化为你解答，一起来看看吧。

　　在回族形成过程中，汉文化在其祖先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早在唐宋时期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先知穆罕默德“学问远在，应求之道”的圣训，吸引和带动了大批跨越山海，踏上征途，踏上中华大地。汉学对原住民和本土原住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当时来华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（今伊朗人）中，不乏精通汉文化的人。据史书记载，唐玄宗元年（847年），李延生考中进士。南宋时期，阿拉伯人蒲寿生任广东梅州知府。

　　元代，回族文化名人辈出。元代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奉朝廷命建天文台，编写万年历，主持制造七件天文仪器；建筑大师叶黑底儿奉忽必烈之命建造元代宫城。规划工整，犹如棋盘，其建筑风格在当时的国际上享有盛誉；著名画家高克恭擅长画山水画，所画的墨竹是一代人的杰作。人们将他的国画与赵孟俯的作品相提并论；相传他的名句“王谢堂前两燕，乌衣巷口相见”流传一时，而乃先的“千金难求，书生难求”寻找”也成为文学千古名句；何不谈之”，此书成为后人治黄河的重要参考书。批判当时某些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秩序，揭露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。其学术成就一直为我国学术界所重视。回族的智慧和成就丰富了祖国的科学文化宝库。

　　明朝中期以后，统治者实行少数民族同化政策，禁胡语、禁胡服，下海禁。为了生存，回族同胞改了汉姓，讲汉语，穿汉服。汉语已成为回族人民的通用语言。由于海禁，海外伊斯兰教传教士不能进来，本土的不能出去。伊斯兰教人才短缺。为改变这种状况，陕西回族胡登洲发起经文教育，用汉语教授伊斯兰教教义。

　　与此一些回族学者着书立说，开始用汉字宣传伊斯兰教经典，更著名的当属王黛玉的《正教真贤》。清初，回族知识分子的“以儒解经”活动达到高潮，有关伊斯兰教的汉译著作不断涌现，马朱、刘智、马德信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。马朱着有《清真指南》10卷，刘知着有《天方行礼》6卷，《天方礼仪》20卷，《天方志圣实录》20卷等，广为出版。马德信不仅是清初伊斯兰经学名师，在其他方面也颇有建树。他的著作涉及伊斯兰教教义和教义、阿拉伯语语法和修辞学、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。马德信还把《古兰经》翻译成中文，可惜只出版了五卷就去世了。

　　汉文化的烙印也体现在我国的许多清真寺中。我国的清真寺多为古典建筑与阿拉伯建筑的结合体。清真寺内的匾联不仅采用了汉字的形式，而且在内容上也是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产物。例如，昌吉地方寺庙大门上的对联，上联是“修身以礼明心，道成真乘”，下联是“归原始状态和忘记真相”。河北沧州清真大寺前栏联，上联是“赖振子除二忧见妙，我不能胜”，下联是“万缘万缘齐来，看太极如它在我的身体里”。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匾额“此下何”，河南项城石羊街清真寺匾额“无极至真”，河北保定清真寺匾额“道和忠勇” .上述对联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回族先民的汉族文化底蕴。

　　历史上，回族同胞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很多贡献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兴华在《回族与中华文明》中指出：“没有回族及其祖先传来的天文、历法和技术知识，没有他们对商业、贸易的执着。 、航海、西部大开发，再没有逐渐沉寂的学术领域回族学者的浪潮，中华文明的进步不知道会慢多少。”这些话很有道理。

回族人民身上的汉文化烙印